8月18日，記者馬德興發文談到了中國足球留洋的難題。歐洲球探解釋不關注中國球員：感覺中國足球似乎遠離世界足球 這些年談中國足球的留洋，近鄰日本始終被反復提及甚至經常被作為參照。人們最喜歡看到的是一個數字：歐洲有多少日本球員。但日本足球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這個數字，而是這個數字是怎樣形成的？日本球員最初進入歐洲時，同樣經歷過市場陌生期。在這個陌生期中，早期明星球員、企業贊助以及日本商業市場等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，最典型的當然就是三浦知良加盟意甲熱那亞隊時，日本企業贊助熱那亞隊的胸前廣告，他在意大利效力期間的全部薪水，均由隨其前往的日本贊助商全額承擔，熱那亞無需支付工資。這之后，更加關鍵的是越來越多的日本球員在歐洲賽場證明了自己。于是，歐洲俱樂部對日本球員的認知開始發生變化。譬如一家德國、比利時或荷蘭的俱樂部發現一名日本年輕球員很有潛質，紀律性不錯、戰術執行能力強、訓練態度好，而且價格并不昂貴。所以，他們就愿意再簽一名日本球員。當更多的成功案例不斷出現后，這種認知就會逐漸形成了“市場信用”。到了這個階段，情況就完全反過來了：不是日本足球想辦法把球員送到歐洲，而是歐洲俱樂部主動到日本物色球員。這才是一套足球人才輸出體系真正成熟的標志。就像在與尼古拉的交流中，他就舉了這樣一個例子，西甲皇家社會隊現在有日本球員久保建英，“他們引進球員就明確告訴過我們，外援基本就只要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的球員，其中亞洲方面就只要日本球員，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球員一律不考慮。我們球探圈子也很清楚這一點，所以，我們也就不會把其他國家的年輕球員推薦給他們?！比毡咀闱蛩洑v的實際上是這樣一個過程：“花錢把人送出去——歐洲俱樂部愿意嘗試——球員自身證明價值——國家形成足球信用——俱樂部主動采購”。一旦完成最后一步，留洋就不再主要依賴“行政推動”，也不再需要每個球員背后都有企業贊助或商業贊助，因為市場本身已開始運轉。在這方面，韓國足球也在逐漸完善這樣一整套體系。所以，我們不能只是號召年輕球員“走出去”。當我們在談論中國青少年球員留洋時，不能再停留在一句簡單的口號上：“年輕球員應該勇敢走出去！”出去是必須的，但真正的問題是：去哪兒？誰來選？誰來送？誰來幫助球員尋找適合自己的俱樂部？如果半年沒有比賽怎么辦？如果第一家俱樂部失敗，下一站在哪里？如果球員18歲出去，21歲仍然沒有進入職業隊，中國足球是否擁有重新接住他的機制？這些問題才決定著：留洋究竟是“職業規劃”還是一次“個人賭博”。所以，未來中國足球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留洋計劃，而是國際人才通道——足協、職業俱樂部、青訓機構、經紀公司、歐洲合作俱樂部以及商業資本，需要形成一個更加長期的合作體系。中國真正應該投資的也不是把幾十個孩子一次性送去歐洲，而是建立幾個持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人才節點。比如，與比利時、荷蘭、葡萄牙、奧地利、瑞士、丹麥以及一些東歐聯賽中的俱樂部建立長期合作，讓對方的球探持續觀察中國年輕球員；讓中國教練理解歐洲俱樂部真正需要什么樣的球員；讓球員有梯度地進入歐洲職業體系，而不是一步就去追求五大聯賽。久而久之，才可能重新建立中國球員的市場信用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還需要反思一個情況，就是我們經常責怪年輕球員：為什么不愿意吃苦？為什么不愿意去低級別聯賽？為什么寧愿留在國內？這些問題當然值得討論。但如果把所有責任都歸結為球員個人，其實同樣是簡單化了問題。一個成熟的足球體系，本來就不應該主要依靠18歲左右的年輕球員的勇氣來運行和支撐，年輕球員可以有夢想，但體系必須要為夢想提供路徑。日本球員大量進入歐洲，并不只是因為日本年輕人更有冒險精神；南美球員源源不斷進入歐洲，也不是因為他們天生更加勇敢。真正決定這種人才流動的其實是幾十年來所形成的足球網絡、利益機制和市場信用。所以，中國足球真正應該追問的，不是為什么我們的年輕球員不愿意出去？而是為什么歐洲俱樂部不愿意主動來要我們的球員？這兩個問題看起來很接近，背后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足球邏輯。前一個問題把責任交給球員；后一個問題要求整個中國足球尋找答案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想要破解中國球員的留洋這么難的困境，并不是中國球員個體、中國足協單個層面就可以解決的，而是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其中，圍繞著一個統一的目標與方向，共同去破解。